敦煌悬泉置遗址 杜雨林

(资料图)

悬泉置遗址出土谷物

悬泉置遗址出土瓜

悬泉置遗址出土风干肉

悬泉置遗址出土桃核

李 燕

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共发掘汉简3.5万余枚（有字简约2.3万多枚）。除了汉简以外，还相伴出土其他遗物，其中有大量的丝织品、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农作物、动物骨骼和饮食器具等。悬泉置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汉代从长安至敦煌段丝绸之路上的驿置遗址。从遗址规模和汉简记载可知，在敦煌郡内共有九所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置，为过往行人提供饮食住宿，保障丝绸之路上过往人员的安全，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从悬泉汉简的记载可知，悬泉置在接待方面有一套完整的传食制度，包括食物供应、食物种类、食物存贮、食物加工以及饮食器具等。一般来说悬泉置按照所接待人员的身份、职位、级别等提供相应的传食标准，同时还会根据来到悬泉置的人们持有官府的传文书与否，作为是否提供传食的依据。从悬泉置出土的相关饮食类文物和汉简记载可知，悬泉置所提供的传食种类主要分为粮食、肉食、酱食、蔬菜、调味品、水果、饮品、酒食和甜食等，可以说品种非常丰富。

悬泉置设有专门的厨房，有厨啬夫负责炊事，有厨作人员专门负责炊作。在悬泉置遗址出土有一份名叫《过长罗侯费用簿》的传食接待简册，简册由18枚木简组成，均长23厘米、宽0.8厘米、厚0.2厘米。内容为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时，悬泉置接待其使团一行人所消耗物品的记录。简册中记载了长罗侯使团在途经悬泉置期间食用了数石酒、牛肉、羊肉、鱼肉、米、豉、酱等，对此次接待的人员人数和开销招待情况也有详细的记录，相当于一份流水账单。该册书的出土，为研究悬泉置的功能和经费物品的收开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说到吃的，上文简册中提及的饮食种类比较繁杂，其实在悬泉置出土过一份专门“吃鸡”的简册，相信不少人听说过，那就是《元康四年正月尽十二月鸡出入簿》。从标题我们可以看出，这份简册记载的是悬泉置在元康四年招待过往官员所用鸡的数量。根据账簿内容还可知，东来西往的使者在悬泉置所食鸡肉一概由政府供给。同时简文内容提及了汉代河西边塞鸡的价格。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悬泉置作为驿站给过往人员提供饮食的情况，也反映了悬泉置的后勤供给与当时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

在悬泉置，羊肉也是用于招待往来使者、官吏的基本肉食之一。通过出土汉简和实物可印证，羊肉的供应来源主要有两种。购买是悬泉置置办食物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猎捕工具——黄羊夹获取。这表明汉代边塞地区的人们也可以采用猎捕的方式改善伙食。悬泉汉简中还有对吃肉工具的记载，比如“切肉机”或者“切刀”。这里的“切肉机”应该是专用于切肉之几。我们认为，悬泉置的切肉机是用来摆放煮熟的牛、羊肉食品的案几，这种案几专用于来自西域的人员以切刀切割食用牛、羊肉。

悬泉置的传食种类除了肉食，还有大量的粮食类作物。从悬泉汉简记载和出土的粮食实物可知，汉代河西地区的粮食种类主要有粟、黍等谷物类和小麦、大麦等麦类，此外，还有豆类粮食作为补充。这些在当今生活中都很常见。在此需重点介绍的是悬泉汉简中记载的“铁干粟”，即一种粮食类作物，“白铁干粟”之白应是对粟色泽的描述。其他简文也有相关记载，如“出钱二百卅籴铁干二石，给厨。为上米四月庚申付仓曹史张永”，该简是籴谷钱出入账簿，由悬泉置的仓曹史张永为悬泉置厨购买铁干上米二石，用钱二百三十钱，折合每石一百一十五钱。说明了铁干粟是对质量上等的粟米的一种专称。除此之外，根据简文记载还可以知道，悬泉置的铁干粟米的供应渠道之一就是购买。如简“入铁干米廿四石，元始元年正月己卯，悬泉置啬夫就付寿亲里龙并”，内容为公元1年3月4日这一天，悬泉置一个名曰就的啬夫从效谷县寿亲里龙并处购入了二十四石铁干米。

接待往来使者客人的肉食、粮食都有了，唯一还缺点调味品，不然饭菜显得有些寡淡无味。那么作为点睛之笔的酱类食物就该闪亮登场了。在汉代，酱一词表示不同的食物。一种是用盐醋等调料腌制而成的肉酱；一种是用麦、面、豆等发酵制成的调味品；还有一种是将鱼、肉、蔬、果捣烂制成的糊状食品。悬泉汉简中有较为丰富的酱类食物的记载。简文“·治清酱方：干脯一束渍之 ”就是一方供悬泉置厨房人员制作清酱的方子，做法便是以一束肉干渍之而成。亦是简文“·治血酱：血一斗，盐 ”中提到的“血酱”。从残存的文字记载可知，血酱的制作方法是以一斗血加盐等。推测这类酱应是以宰杀的如狗、羊等牲畜之血制成。

蔬果是人类饮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是人类膳食结构中基本的食物构成。蔬果对于维系人们的身体健康具有其他非蔬果类食物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悬泉置歇脚的客人能否在饱饭之余吃到一些瓜果蔬菜，我们只能从汉简和出土的一些果核遗物来寻找答案。通过汉简记载来看，汉代河西边塞的蔬果种类少、价钱贵，这种状况与河西边塞地区的气候、温度和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有一定关系。就简牍所见可知，河西边塞常见的蔬菜有韭、葱、葵、芥、荠菜等。就出土实物而言，悬泉置出土有甜瓜籽、桃核、杏核等，数量虽然屈指可数，但是这表明悬泉置存在水果供应的现象，只是可能不常见。而在汉简中有关悬泉置接待食物清单中基本上没有见到水果的记载，只是在一份劳作簿中偶见，如“右三月卌四人：二人瓜田（节录）”，其中记载有“二人瓜田”，从字面意思看或是指安排二人在瓜田从事劳作。这说明水果并不是必须配给往来食宿人员的食物。

汉代饮酒之风盛行，行走在黄沙漫漫的丝路古道上，行道途中的危险与艰辛惟自知，到了悬泉置饮上几杯悬泉酿制的美酒，一路的疲乏减轻不少。在悬泉置的饮食招待簿中随处可见关于酒的记录。悬泉汉简上就曾记载“出米一石二月以治酒一酿食泉上”，可见厨舍人员会从悬泉置后面山中取来泉水以酒曲自酿，一部分酒则由上级机构提供，如长罗侯常惠使团所饮之酒则由效谷县供给。悬泉置还为使者、贵人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员提供精致的酒具。

总之，悬泉置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一座规模较大的官方驿站，也可以说是大汉朝的“官方招待所”，接待过往人员的吃住行在它的众多功能中显得尤为突出。在提供的传食方面，既照顾了中原地区的饮食风俗，又顾及西域使者的饮食习惯。悬泉置出土的各类食物和汉简的饮食记录再现了两千年前丝绸之路的繁华，反映了中西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互鉴，丰富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内涵。

（“读懂如意甘肃·解码文化基因”甘肃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播专项课题：2023YB003成果）

（甘肃日报）

相关新闻：悬泉置的交通补给服务

阳朔二年传车亶簙10枚

马 丽

邮行有程

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里程简和居延遗址出土的里程简，共同构成了汉代从长安到敦煌的具体走向与里程数。据里程简记载的内容可知，西汉时从京师长安到敦煌的路线具体走向，应是从今陕西兴平市境内的茂陵、过乾县、永寿、彬州市进入泾河流域，再过长武县进入甘肃东部的平凉市和宁夏南部的固原市，再过甘肃靖远、景泰、古浪县直到武威市。然后西行经武威丰乐乡、永昌县、山丹县，沿弱水（今山丹河）南岸到民乐县。继续向西北经张掖市西北的西城驿沙窝北古城到临泽县，再从高台县西北行至酒泉。经酒泉到玉门市，渡过石油河到瓜州县便进入了敦煌境内。

西汉敦煌郡下设了九个驿站，东起渊泉置，西行经冥安、广至、鱼泽、鱼离、悬泉、遮要、敦煌，最西到达位于阳关附近的龙勒置。汉承秦制，邮驿系统进一步完善，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传或置，汉朝政府在沿途设置的如悬泉置这样的馆舍邸店，使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更加畅通和繁荣。

通信持传

悬泉置是西汉政府设置的用于接待办理公务的官吏的场所。享用驿站提供的食宿与交通工具的前提是要持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即文献中记载的“传”或“传信”。

“传”是汉代的通行文书，是出行随身携带的出行凭证，类似于现代的介绍信。据学界研究，汉“传”长为汉一尺（汉一尺约为23厘米）到一尺三寸、宽为汉二寸（汉一寸约为2.3厘米）左右的木牍。传信签发的官吏、程序、所调用的资源均有一定的规定，不同级别根据持传者身份所签发的传信内容和接待资源各不相同。传信中注明了年月日、持传者的官职姓名以及同行者身份、出行任务与最终目的地等基本信息，以及持传者到达各传舍后需供应的膳食、提供的住宿以及调用传车的规格、数量及使用情况。传舍的官吏在查验传信时会抄写一份“传”的副本存档备案，待持传者离开前在原件上注明享食的最后日期，并重新封好交还给持传者。在完成接待任务后，负责传舍的官吏还会根据持传者享用的食宿等情况做好记录并定期汇总呈报于上级单位。

传马驰行

悬泉置是西汉敦煌郡下属的九处驿站之一，也是西汉时期从长安至敦煌沿途停靠的众多站点之一。对于东来西往的人员而言，不管是小规模的中转还是长距离的远途，均可从驿站得到食宿接待以及后勤补给。

悬泉置遗址出土了西汉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悬泉置厩啬夫上报的《传马名籍》。该册书详细记录了悬泉置内传马的基本信息，包括毛色、年龄、性别、性质、饲养、管理者等相关情况。传马是驿使传递公文以及使者往来的重要交通工具，西汉政府对其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

悬泉汉简记载悬泉置传马主要来源于郡库，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所在地自行购买。购买传马时需由该县将所需购买的马名和数量告知出卖地的汉吏，出售地的汉吏再将所需马名印到相应的马匹身上，并以公文的形式通告相应的津关备案，马匹出关时以此为据进行核查。

悬泉汉简记载敦煌郡九所厩置有传马三百六十匹，加上诸骑置的驿马，敦煌郡使用在驿站的驿马和传马数量很庞大，敦煌郡还有很多驻军军队所使用骑马的数量更加庞大。为保障厩置驿站正常运转，首先就要保障驿站传马、驿马以及驿站的官橐驼、牛、驴疾病得到及时治疗，西汉敦煌郡为每个厩置配置了马医，马医的主要职责是为厩置诊断驿马、传马的疾病。敦煌厩置的传马、驿马在执行运送物资途中，发生疾病时就要派遣马医出诊，对于淘汰或死亡马匹及其他牲畜的处置，都需要由马医诊治来决定，还要得到主管相关官员集体诊治勘验是否有兵刃木索伤，排除其他原因致死后才能处理。

乘传奏事

悬泉置出土了悬泉置啬夫尊上报的阳朔二年闰月悬泉置传车和亶舆的完好损敝情况文书。可见当时驿车作为邮驿系统中，传递消息、运送人员的专用交通工具，保管与维修也是置啬夫日常重要工作之一。对传车的保缮情况需要向上级以书面形式做出详细汇报，上级管理机构再根据汇报材料对“传车”进行核查。

官员调用“传车”必须持有传信，传信内容规定了“传车”的类别、等级、运行方式。汉代官员出行时驾乘传、驰传、置传。从悬泉汉简记录内容来看乘传在悬泉置中使用频率较高，传也是悬泉置中等级最高的车。使用者多半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有关，此外刺史行部奏事、官吏上计、官员赴任等也使用乘传。轺传作为最低级别的传车，使用次数最多，常见的如军吏诣部或返回驻地等。传车的使用方式在简文中用“以次为驾”来标示，即以逐站换乘的接力方式为使用者提供出行的车马。沿途的置厩不但负责提供传车，也要提供驾车的御者。悬泉汉简记载，悬泉置内附设的厩有“御”，其中包含 “羌御”，说明悬泉置不仅提供传车换乘，还提供驾车的“御”。

译人传辞

随着西汉政府与西域诸国往来的频繁，经河西走廊到长安的西域国家人员越来越多。这些行人据其来源地可大致分为西域诸国、诸羌以及匈奴，依其身份又可分为王公、使者、质子、贵人、商贾等，可见这些外来的客使成分十分复杂。对此，西汉政府专门设立了负责处理外事的机构。并在河西各郡县都设有专门负责语言翻译的翻译官，即文献中的“译者”。

《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也基本上都设有“译长”的官职，他们受命将公文翻译出来。据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汉文木简可知，译者在西汉政府与西域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敦煌郡作为西汉政府交往西域诸国的要地当然也设有译者。据悬泉汉简记载的关于译者的释文可知，敦煌郡所配备的译官根据其地理位置以及日常工作的需求，可分为羌译、匈奴译、羌胡译等。敦煌地处于西汉与匈奴、羌与西域的交会之地，因其地理结构的复杂性，无论是送往迎来，还是商品贸易，都需要很多从事语言翻译的译者，这些译者在中原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丝绸之路上推动中华文化发展，促进民族融合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悬泉置作为沟通中原与西域诸国要道上的重要官方驿站之一，接待的对象主要为汉朝官吏或西域王公贵族。汉简记载悬泉置除接待解忧公主、冯夫人以及长罗侯常惠等汉使外，还接待了乌孙、龟兹、楼兰等西域使者。悬泉置作为一个接待机构，不仅见证了汉与西域诸国的往来，更为中西交通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甘肃简牍博物馆提供)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