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能否快速且充分地恢复?
“供应链的一切,真的让人很棘手”,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如此说。受到疫情冲击影响,全球价值链遭受了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破坏。随着全球疫情逐步受到控制,全球价值链能否快速且充分地恢复?全球价值链在恢复过程中遇到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基于35位全球学者的实证研究,本文归纳和分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恢复过程中的9种主要挑战并对其排序。
我们认为,若全球疫情同步恢复的速度加快,那么从上游的生产和供应端到中下游的物流、零售及消费端,整体价值链的恢复程度将会显著提高。然而,价值链上的生产生活的复苏与扩张并不代表中长期全球价值链就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地缘政治风险、极端气候变化以及企业自身产业链的重塑将对全球价值链的恢复构成长期挑战。
核心分析框架
首先我们基于资源基础理论(The Resource-Based View)、行业基础理论(The Industry-Based View,IV),以及制度基础理论(The Institution-Based View)构建了价值链三元分析框架(图1)。
其中,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了企业在价值链上获取资源以及整合资源的能力。具体来说,一些资源在企业间是不可流动的且难以复制的,这些独特的资源与能力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因此,疫情冲击后价值链上的企业是否依旧具备获取资源及整合资源的能力是价值链恢复的关键。
行业基础理论则集中讨论了价值链上企业上下游的相互影响。比如价值链的上游生产方、中游供应方、下游零售消费端,以及同业竞争者的生存和发展状况都会影响整条价值链的恢复程度。另一方面,行业基础理论也指出了宏观经济变化对市场供需的影响会扭曲或分化价值链上的生产活动。
最后,制度基础理论集中研究了基础设施、政策制度以及当地文化等因素对价值链恢复的影响。
影响价值链恢复的主要挑战
基于这个分析框架,我们通过文献回顾,对全球价值链恢复的主要挑战进行了归纳和分类。通过比较分析法,我们总结了当前影响价值链恢复的九大主要挑战。
首先,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我们发现共有三种主要挑战阻碍了全球价值链的恢复。一是能源与原材料资源紧张阻碍了价值链恢复。原材料供应问题反映了疫情冲击下能源及原材料市场供需出现扭曲。二是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紧缺出现“用工荒”。劳动力紧缺反映了疫情影响下市场劳动参与率的下滑,从而影响了价值链上商品的生产与供应。三是价值链上无论是生产方、供应方、物流方还是消费方,均在维持生存与持续发展之间难以平衡,从而影响了公司日常运营和长期产业链布局。
多数学者调研发现,价值链上的多数公司决策者不仅仅需要考虑短期因现金流不足或原材料不足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同时,他们还需面临因价值链重塑而被迫调整自身产业链的战略选择。这往往使得价值链上多数公司陷入两难境地。
其次,基于行业基础理论,我们发现共有五种主要挑战可能阻碍了全球价值链的恢复。一是价值链上零售端或消费端买家要求生产与供应方交货的时间压力加大。以美国为例,受到地产市场提振影响,美国耐用品市场对价值链上的商品供应及交货时间要求缩短,这导致了供应方和物流方交货压力加剧,这将进一步传导影响商品价格水平的抬升。二是下游买家支付和调整库存的成本压力增加。受到疫情反复冲击,商品生产和供应规模的不确定增大,中下游物流端和零售端的库存规模经常面临调整,从而导致下游库存管理的成本和风险加大。三是受到疫情和极端气候影响,物流公司试图切换其商品运输模式,最终导致整体物流成本增加。四是市场消费者的恐慌性购买行为加剧了价值链生产与供应的不确定性。受到疫情和极端自然灾害叠加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变得难以预测。五是去全球化及贸易保守主义抬头的宏观背景,加剧了全球价值链重塑。
再次,基于制度基础理论,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一种挑战影响了全球价值链的恢复。具体来说,全球对待疫情控制的差异化政策和相关制度,会增加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交易成本。比如中国对疫情始终采取零容忍政策,东南亚国家对疫情管控则是由紧到松、又由松到紧的态度,而欧洲一些主要经济体则提出群体免疫,因此对疫情的控制更为宽松。我们认为,全球防疫政策及民众对待疫情态度的差异化,导致了疫情恢复的非同步性持续存在,这种非同步性进一步传导影响了全球价值链上下游在生产、供应、物流及消费环节上的时滞与脱节。
价值链上不同挑战的排序与分析
为了了解产业链上这9种不同挑战的影响程度,我们对35位学者共计10份调研问卷进行了研究总结。具体来说,价值链上的挑战的难度以1~10分计算,分数越大,代表该挑战对价值链恢复造成的阻碍越大。我们设定,10分为价值链上的最高挑战,1分为最低挑战,5分为中等挑战。我们具体分析的结论如表1所示:
基于我们的研究,尽管劳动力市场“用工荒” 以及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不确定性对价值链物流端及零售端构成了负面影响,但这两种挑战并非价值链上最严峻的挑战。从调研的分析结果来看,以上两种挑战具有临时性。例如,一旦美国政府开始取消对港口及货运等底层工人的生活补贴,那么交运行业工人的就业意愿将会进一步提高,从而会弥补港口及交运劳动力缺口。此外,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不确定性的主因是疫情反复的影响,在疫情逐步受控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可预测性将增强。
相比而言,价值链中下游库存调整、生产与供应方交货时间压力,以及制度差异下全球疫情恢复不同步是影响全球价值链恢复的最主要挑战。具体来说,由于全球各国疫情在时间和空间上恢复状况的错位性与复杂性,导致了供应方在交货时间上的不可预测性在增加。进一步,中下游买家的库存管理会因生产与供应方面的不确定性而产生额外的库存成本。因此,若全球疫情同步恢复的速度加快,那么价值链上从上游的生产和供应端到中下游的物流、零售及消费端,整体恢复程度将会显著提高。然而,我们认为价值链上生产生活的复苏与扩张并不代表中长期全球价值链就能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图2)。
长期来看,随着全球贸易保守主义兴起,全球固有的垂直化分工协作模式也将迎来重塑。而制造业回流与产业链信息安全要求度提高势必将提升全球产业链上的贸易及交易成本。此外,本轮原材料供应短缺以及物流运输模式的调整并非仅仅由于疫情冲击导致,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同样对能源供应和物流运输造成了显著的冲击。我们在报告《全球能源危机或许仅仅是个开始》中同样指出了受到高气流的影响,极端气候变化或将在未来几十年内伴随我们。因此,在极端气候干扰下,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短缺问题或将长期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充分恢复。
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生存和发展模式也需要面临新的战略布局调整,这将会进一步延长价值链重塑的时间。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张弘顼系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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