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水滴筹“扫楼筹款”事件再次令大病众筹平台陷入公众信任危机。根据相关视频，水滴筹在很多城市招募“筹款顾问”。他们中很多人以医院为驻地，“扫楼”引导患者发起筹款，却不审核筹款涉及的疾病及治疗费用、筹款人经济状况等信息。患者完成筹款申请后，“筹款顾问”按单获得提成。一项本应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救命稻草的公益事业，却变成了部分人中饱私囊的“提款机”。但如果不创造商业价值，大病众筹平台又如何运营下去?左手慈善、右手生意的互联网公益平台该何去何从?

现象

大病众筹平台方兴未艾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15年底，我国因病致贫返贫户达到726.9万户。在广覆盖、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遭受疾病打击的低收入家庭需要更多爱心人士的关心与帮助。

2014年，已经40岁的杨胤加入自己曾经投资的轻松筹，并首创“大病众筹”模式，致力于为众多大病家庭解决医疗资金等难题。两年之后，生于1987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的沈鹏从美团全国业务负责人的岗位离职，创建了水滴筹。这些大病众筹平台主要以微信、QQ、微博等社交媒介为渠道，通过熟人进行信息传播。依靠这样的传播方式，转发者在一定程度上为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了“背书”，众筹平台的知名度也随之打开。

在风险资本的加持下，多家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涉足大病众筹，巅峰时期达到十七八家。经过行业洗牌，如今头部平台数量减少到两三家，但用户规模和筹款金额相当可观。公开数据显示，轻松筹注册用户已突破5.5亿，筹款总额突破255亿。

变味

靠求助数量提成

平台地推人员靠求助发起数量提成是最受大众诟病的问题之一。一位经常与公益组织打交道的血液病医生回忆，2017年前后，各大众筹平台涌入医院，争相宣传自家平台。“当时各种‘筹’都跑到医院来，甚至到病房来贴纸条、贴传单。有段时间，平台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甚至进入要求无菌的白血病病房。我们要求他们发传单不要到病房发，要发就到住院部外面的公共区域发。”

在某招聘网站上，某筹款平台招募的薪酬介绍上，赫然写着“个人发起数量提成”、“奖金根据当月的求助数量计算”。

水滴筹“扫楼筹款”视频揭露，筹款顾问都是有绩效指标的，每个月少于35单就直接走人，每单最高提成150元。业绩好的筹款顾问，一个月底薪加上提成，能有14000元。

困境

真实性如何审核

如果说“扫楼筹款”属于平台管理问题，尚且可以通过暂停线下团队来解决。那么筹款信息的真实性审核问题则是互联网公益平台当前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水滴筹事件中，面对舆论对财产信息审核、目标金额设置、款项使用监督等问题的质疑，平台方委屈地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限于目前个人家庭资产情况普遍缺乏合法有效的权威核实途径，平台采取覆盖筹款发起、传播、提现等环节的全流程动态审核，借助社交网络传播验证、第三方数据验证、大数据、舆情监控等技术和手段对筹款项目进行层层验证。”

水滴筹表示，目标金额及款项用途方面，对于目标金额超过一定额度的筹款，平台会强制要求发起人提交预期医疗花费的权威证明，对于无法提供的，限制其发起目标金额过高的筹款。重大疾病的医疗花费常常会由于病情改变、治疗方式调整等原因动态变化，平台会持续监控筹款进展，并正在积极尝试打款到医院或分批打款等方式，确保款项用途。同时，平台在打款后也会持续要求发起人更新患者治疗进展和钱款用途，面向赠与人的举报通道仍保持开通。

至于水滴筹承诺的这些措施能否达到效果还有待观察。自公益众筹诞生以来，“诈捐”、“虚假信息”始终是互联网公益平台挥之不去的阴影。

今年5月7日，德云社相声演员吴帅(艺名吴鹤臣)突发脑出血而住院救治，其家人为其在众筹平台“水滴筹”上发起金额为100万元的众筹。然而网友发现，吴家经济状况较好，在北京有两套房产、一辆车，却在众筹时还勾选了“贫困户”标签。

记者了解到，目前大病众筹平台的筹款上限均为50万元，但对于材料审核把关都比较宽松，只需简单填写姓名、疾病名称、医院、费用等内容就可以发起筹款。平台客服人员表示，因为每期筹款期限只有30天，可以一边筹款一边补充其他相关材料。

早在2016年8月，民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了《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其中第十条规定：个人为解决自己或家庭困难，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发布求助信息时，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

破局

互联网公益如何定位

“互联网公益本身就存在很高的道德风险，纯粹的公益众筹根本不可能盈利。”一位保险行业资深从业人员对记者表示，目前大型公益众筹平台的母公司旗下都有保险经纪业务。众筹和互助的主要作用是为母公司获得流量，母公司挟流量与各家保险公司谈判，在销售保险的过程中获得佣金收入反哺众筹平台。

众筹或互助联姻保险的布局愿景虽被看好，但在行业前行的过程中，合规问题也成为隐忧。此前，原保监会严格划清了互助计划与保险产品的界限，防范消费误导;2019年，银保监会“净化”互联网保险市场，针对具体个案采取监管动作，4月12日银保监会就相互保事件对信美人寿作出处罚决定。

事实上，无论哪种公益模式，都需要经过不断的反思和调整、吸纳和简化、冲突和选择，才能找好自己的定位，找到矛盾中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