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小框墨镜隔开了两个人。戴上，他是犀利的打假人王海，隔着这副眼镜丝毫看不到他的眼神;摘下，他是一个笑呵呵的温和的中年男人，背着双肩包来去匆匆，既为如何管理公司伤脑筋，也为怎么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而烦恼。

1995年，当时只有22岁的王海因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尝试购假索赔一战成名，成为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首名获得者，获得奖金5000元。1996年，他化妆到近乎易容的程度、带着保镖走进央视《实话实说》第一期节目录制现场。那个时代，他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被部分商家称为“刁民”，又被民间誉为“打假英雄”。

最近，王海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指出快手头部主播辛巴的团队在直播间售卖的燕窝产品是糖水，并在后续晒出了相应的检测报告，这位成名于25年前的职业打假人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中。

二十多年过去了，王海已经从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四家打假公司的老板，打假的对象也从商城拓展到网络，再到现在正当红的带货直播间。尽管媒介和对象换了几拨，假货却没有消失，而且“假得仍然那么低水平”，王海感慨，“太阳底下并没有新鲜事”。

“小子，你把这个当饭吃了是不是?”

1995年3月的一个下午，王海在明晃晃的太阳下拐了十几个弯，走了好几公里，问了七八个人，才在一条不起眼的胡同里找到东城区消协。然而消协的房子正在翻建，王海围着工地转悠半天，也没能找到工作人员。

王海找东城区消协是要投诉，他认为自己花170块钱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的两副索尼耳机是假货。这两副耳机不但合模缝处有小毛刺，包装上印的还是日本另一家株式会社的名称。之后，在辗转了技术监督局和索尼驻京办事处都没有什么结果后，王海干脆又去买了10副假耳机，到东城区工商局投诉处一起索赔。

王海索赔的依据是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的第四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对消费者损失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损一赔二。

《消法》从起草到出台，反反复复历时8年。而其中有关“惩罚性赔偿”的第四十九条引起的争议最大。反对的意见认为，《消法》作为民事法律只应规定赔偿，不应搞惩罚，否则给一方以可乘之机，有失公正的原则。这也正是多年来，王海“知假买假”饱受争议之处，甚至有人认为“知假买假”者不算消费者。担任《消法》主要起草人之一的民法专家何山在2002年接受采访时曾说，当初制定这一条款的目的，旨在惩罚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同时鼓励受害的消费者积极参与打假，知假买假的人，当然属于消费者。

但在1995年，“知假买假”还是一个新鲜的概念。王海投诉一个多月后，东城区工商局的人告诉他，工商局属于行政执法机关，索赔属于民事纠纷，工商局无权干涉，只能进行调解，并转达隆福大厦的意见：只退赔先买的两副耳机，后10副属于“知假买假”，而且他们也不是故意卖假，所以只退不赔;但考虑到王海损失的时间、精力、交通等成本，另外再给200多元补偿金。

回到青岛老家后，王海又仔细研究了《消法》，他认为法律规定消费者对经营者有监督权，行使监督权的方式之一是举报，但是如果消费者不去购买假冒伪劣商品，那怎么举报?法律虽然在进步，但法律的可操作性，还存在一些问题。

几个月后，1995年9月1日《北京市实施<消法>》办法》出台。这个《实施办法》对《消法》第四十九条中所指的“欺诈行为”进行了较为详细、明确的说明，还明确规定，只要商家售假，就要先行对消费者进行赔偿，不能随意推卸责任。法律进一步完善，可操作性正在逐渐增强，这让王海非常兴奋，他再一次来到北京，并由此走上了职业打假的道路。

90年代中期，中国刚刚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随着市场放开，诸多商品质量问题随之出现。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抽查统计，中国的产品质量1991年合格率为80%，1992年和1993年为70%，1994年为69.8%，1995年一季度下降至65.9%。假酒、假药、假化肥……产品质量的逐年下降与产品伤害消费者事件的逐年上升完全成正比。

国家质检总局的数据显示，1992~1995年“八五”期间，全国查处的假冒伪劣商品总价值高达104亿元。要知道，1997年中国从美国波音订购的50架飞机不过价值30亿美元，一架波音飞机的价格还不到5亿元人民币。

人们对打假的呼声很高，那个年代传唱度极广的歌曲《雾里看花》，就是专门为1993年央视“3·15”晚会写的歌曲。但打假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王海认为，职业打假人就充当了这个角色，就像是红绿灯上的监控摄像头，“只有红绿灯，很多车还是敢闯红灯，有了监控，谁还敢闯?”

恨这个“摄像头”的自然不在少数。在某商场的经理办公室，王海曾被不明身份的人一把揪住衣领：“小子，你把这个当饭吃了是不是?信不信，我弄死你X的!”那时，还传出有南方卖假货的老板出20万元买王海的项上人头。25年间，这种威胁从没断过，只不过换了方式。王海年轻气盛时也因此和人起过冲突，现在的他平静地边看自己的微博私信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不少人在网络上威胁、谩骂他，他采取的方式就是起诉，现在已经起诉了50多个。“我会把判决书永远贴在网上，让他们的孩子、老板都看看这是什么货色。”

2007年3月13日，王海(右)出席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的美国消费者保护法讲座。图/受访者提供

只是速度慢了点

个人打假力量过于单薄，1996年，王海在北京成立了大海商务顾问公司，组织起律师团队，把打假、打击商业欺诈行为作为自己的事业。一开始，公司只有3个人，一个文员接电话，一个调查员调查假货，还有一个就是王海自己。

从1998年开始，一些购买了商品房的业主开始和王海的公司联系，希望王海不但打假货也关注业主维权问题。在关注业主维权的过程中，王海结识了当时专门打假气功的司马南和京城知名的房产律师秦兵。

当年，秦兵、王海、司马南等人经常在秦兵的办公室里商量如何为业主维权，每个月至少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会议。2002年，他们几个人成立了不动产管理研究组，成功发起组织了针对建设部《物业管理条例讨论稿》的研讨会，向建设部提出了关于物业管理、小区治理方面的建设性意见。

秦兵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还觉得意气风发，“那个时候我们都年轻，特别希望为促进立法，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做点事。”2003年“两会”期间，秦兵和王海等人起草的《关于物业管理的立法议案》，经31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递交并通过审查，成为当届人大的议程之一。

那些年，王海帮助北京、深圳的不少小区成立业委会，很多人感觉他那时候在打假事业上沉寂了，其实是因为他把侧重点放在业主维权、促进物业立法上。研究业主自治课题的人民大学副教授陈幽泓，还曾邀请王海去和人民大学MPA班的学生交流。

对于成果的落地情况，王海坦言，“并不是很理想，从1998年到现在，无论买房者还是业主，权利被侵犯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究其原因，就是“消费者和经营者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等”。

最近，王海在西安待了很长时间，他的公司帮助西安曲江兰亭小区业主进行维权。王海建议，已经交了供暖费的被骗业主可要求退一赔三，起步价500元。如今，《消法》的赔付条款已与1995年王海索赔假耳机时有所不同。2014年3月15日，由全国人大修订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新消法》)正式实施。《新消法》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王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退一赔三”和设立消费者维权最低赔偿金制度，就是由他和司马南、秦兵、舒可心反复商议后一起提出的建议。2004年，他们向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寄送了有关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建议案。

王海解释说，在中国500元就可以在农村生活得很不错。一般情况下，中国人往往不会为了一些几元的小额欺诈就特地跑到销售商那里理论、吵架，但假如最低赔偿额定为500元，就将大大触动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这样，商家只要敢侵权，就有可能面临破产的危险。

建议提出10年后才开始实施，王海觉得，进步是有的，只是进步的速度慢了点。

打假精算师

2003年，淘宝创立，这个后来彻底改变了人们购物方式的电商平台，在刚刚开始发展的前几年，曾假货泛滥，图片与实物不符的情况司空见惯。那时的消费者，对待电商这种新鲜事物格外宽容。但在王海眼中，假货就是假货，任何新的销售渠道都没有理由成为假货的聚集地。“只要有买有卖，很简单，就是知情同意、公平交易。”

2006年后，淘宝网成为亚洲最大购物网站，C2C 也逐步成为当时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的主流商业模式。2009 年，中国网购人数突破 1 亿，此时淘宝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卖场，全年交易额达到2083亿元。

这一年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王海专程前往杭州，向浙江工商局举报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及其法人代表马云涉嫌严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并要求依法查处淘宝网违法行为。王海历数了淘宝网及网店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五大“罪状”：隐瞒经营者的真实信息、经营者不提供消费凭证、放任网店进行非法经营、存在网店信用欺诈现象、为假冒伪劣商品发布广告等。

对于王海的举报，淘宝公开回应“王海先生还没在网上买过东西，并不了解网购的具体情况”。不过，当年12月，淘宝就宣布投入一亿元打击假货，建设网购保障。2011年淘宝宣布继续投入2亿资金用于消费者保障。之后，随着阿里打击假货的力度加大，现在的淘宝早已规范了许多。

随着消费者购买习惯的改变，如今王海的打假主要阵地已由线下转移到了线上。去年年底，他接到网友举报后，先是证实快手头部主播辛巴家族售卖的所谓“燕窝”是糖水，后又在微博上揭露罗永浩“交个朋友”直播间里售卖的羊毛衫为假货，英国品牌漱口水是“假洋鬼子”，宣传照片用演员冒充专家。

现在，辛巴、罗永浩均已公开道歉，承诺对消费者进行3倍赔偿，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对辛巴的公司做出罚款90万元的行政处罚。

王海认为，直播带货这种形式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网红多无价值判断能力，带货主要靠作假。假人设、假品牌、假优惠、假原料、假功效、假产地、假报关单……无论是辛巴的“严选”，还是罗永浩的“严谨态度、严格把关”，都被事实打脸。

似乎只要王海出手，就会是一场堪称精彩的围猎。但并非每一个打假人都有他这样的精准打击能力。2017年12月，广州医生谭秦东发布网帖，从心肌变化、血管老化、动脉粥样硬化等方面，想说明鸿茅药酒对老年人会造成伤害。涉事企业以他恶意抹黑造成自身140万元经济损失为由报警后，2018年1月10日，内蒙古凉城警方以“损害商品声誉罪”将谭秦东跨省抓捕。

王海对这件事也很感慨，“打假关键要有证据，手上没有证据人家自然能对你下手。”每次打假前，王海的公司都有专门的项目经理负责对举报商品的所有客观信息进行核查，并对实物进行检测，同时有律师保驾护航。

假货那么多，哪些打，哪些不打，25年的经验，王海已经有一套自己的精算法则。

首先评估风险，对于“对手”的背景进行全面调查，但这并非简单的实力对比。王海顾虑的主要是不可控的风险，例如查假烟，“有些地方整个村子都在做假烟，隔老远就装摄头，人还没到跟前就已经被发现了，有人身安全隐患。如果警察不配合，我们就放弃。我不能为了工作去牺牲我们员工的安全，对员工的利益要优先。” 王海说。

作为企业，成本和收益也自然要考虑，王海不接扯皮的案子。“比如一个糖炒栗子宣传我们是最好吃的糖炒栗子，这种打它就没有价值。还要看对方是不是有赔偿能力，我们肯定要有所选择和平衡。”

在收益中，社会效益对王海来说有时候胜过经济效益。1998年，王海在为客户调查一宗假药案时，顺藤摸瓜发现了莆田系游医组织。他做了个成本估算，要揭露莆田系大约需要20万元，他觉得这个钱赔得起，决心去做这件事，花费到了20万就止损。

那时，他潜伏进莆田系医疗人士组建的QQ群，和团队成员一起到天津、南京、合肥、武汉、长沙等多个城市的二十多家莆田系医院暗访，获得了他们欺诈的证据。王海实名向卫生部、公安部举报。当年，卫生部发文整顿，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整改，取缔各地游医机构。可惜，没过多久莆田系又死灰复燃，还转身披上外资的皮，以民营医疗企业的形式兴起。八年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1岁学生魏则西病逝并用自己的治疗经过再次揭开了莆田系医疗机构的内幕，才让人们把目光重新聚集到了这个庞大的群体上。

对于1998年没能真正扳倒“莆田系”的这种遗憾，王海沉默了片刻，“不同的案件我们建立的预期不一样，莆田系这个事能揭露了，就行了。我们追求的叫有限正义。”王海说，“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要接受这一点，在我们这一生中，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些资源，能做到的，也就是有限正义。但即便是有限的，我们也仍然要去追求。”

中年人的烦恼

前几年，王海关停了运营12年的打假网站，理由是“运营成本高，浏览量走低，毕竟消费者都逐渐转向手机端了”。王海早已能够娴熟地从商业角度考虑问题，有些人叫他“王老板”，他的公司从3人已经发展到了三十多人，北京、天津、南京、深圳四地一共四个职业打假公司。

他不怕谈钱，有些媒体报道他年入千万，王海说没那么多，减去成本，利润大概几百万。赚钱的方式是索赔，公司既帮消费者维权、打假，也帮企业打假，打假获得的赔偿五五分成。

公司的业务重点放在打击“大老虎”上。在90年代王海刚开始职业打假时，就有商场经理指责他专打大商场因为只想以此赚钱。王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要澄清一点，假货并不一定可恶，可恶的是欺诈行为，大家不要混淆这个概念。我们实际上这么多年打的都是欺诈行为。”

在王海眼里，自由市场的小商小贩卖的不叫“假货”。尽管10块钱3双的袜子上面印着耐克的标，但这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购买力的问题，这样的商品没有侵犯消费者的权益，除非有被侵权人站出来，否则这样的假没法打，这样的商品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我如果是一个月收入1000元的人，我去市场买个20元的化纤羊毛衫，我挺高兴的，20元不挺好吗?我凑合穿就行了，但是你不能骗我，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这个是化纤的羊毛衫，那么20就20吧，我能保暖就完了。”王海说。

有人说王海一把年纪了还是那么好斗，但其实摘下那副墨镜，他有一个中年人对于庸常人生的理解与同情。他希望大家不要把消费环境的改善和消费者权利的保障寄望在职业打假人的身上。买到假货投诉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争取自己的权益，一点都不丢人，这本身就是社会正义。

曾经一起研究维权的秦兵已经去了加拿大生活，现在的他们每两三个月还会“交流一次思想”，不过谈论的已经是中年人焦虑的日常：怎么教育孩子，怎么让孩子上个好大学。

王海的孩子对父亲的特殊职业看得很淡，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不清楚王海的真实身份。作为一个父亲，他对于教育有自己的想法，比如他反对使用暴力，而是坚持与孩子沟通。比如，他反对让孩子简单地“听话”，因为“听话”的孩子一般好骗，容易被洗脑。但面对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而自己又说服不了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是他现实的烦恼。

作为老板，他也有烦恼。“管理律师可不容易。”秦兵说，“律师懂法、收入高、常年在外面工作，又具备和企业对抗的技术技巧，不光中国，在全世界律师都是很难管理的群体。”王海的公司里大部分是律师。刚开始招兵买马时，王海没少找秦兵商量怎么招聘、管理律师团队，太能干的不行，人家很快就走了;不能干的也不行，办不成事。现在，他摸出了一些门道，“就是驱动和约束的技术。”

已经25年了，王海还活跃在打假一线，墨镜还是不能摘下。用他的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么些年来，欺诈行为没有太大的变化，也许可以说，就没有变化，还是那些套路，隐瞒信息或假信息，只是媒介不一样了，本质没变。

消费者的变化好像也不太大，韭菜太多。王海调出罗永浩直播间售卖的皮尔卡丹羊毛衫的信息，79.9元，去掉销售佣金，平台还要拿到6%，罗永浩再拿走20%~30%，再去掉运费、包装、企业运营成本，真正出厂原价不到三四十块钱。王海说：“凭常识一看这价格就是假的羊毛衫，真的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但就还有人相信，人们不尊重常识。所以我总说，打假简单得令人发指，都不用检测。”

自从揭露辛巴和罗永浩后，王海再次站上风口浪尖。现在，王海的微博每天都收到成百上千条私信，最多的时候一天两万多条，大部分都是找他投诉，他看不过来。他希望每个消费者都能站出来和假冒伪劣作斗争，支持惩罚性赔偿，支持职业打假，倒逼中国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升级。那时候，也许就不再需要他了。